| 杨乃均，1951年至1954年就读于对外经济大学的前身——高商干校，学习俄语专业，毕业后留校教授俄语直至退休，曾任外语系主任、研究生部主任等职。 一、话说俄语专业 20世纪50年代初，中苏贸易占到整个中国外贸额的50%以上，再加上与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达到75%。在这个外贸国别方向的背后，决定了贸易人才的流向必然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在这个阵营中，苏联和民主德国的技术最为先进，在华的技术专家最多。这也是当时的高商干校开办的第一年只设立了俄语和德语两个专业的原因所在。 杨乃均就是第一届俄语班学员。他入学时，俄语有三个班，共60多人。毕业时，人数少了许多，原因是中间经历了“三反五反”，一些同学因所谓“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失去了学籍，回了原单位。 那时，外贸战线俄语人才非常缺乏。外贸部下属的中国贸促会展览部的领导陈明甚至说：“只要会俄语，我们都要!”因此，二年级时不少同学就被贸促会借调到外国展览会当翻译。贸促会每遇外国展览会都向同属外贸部领导的高商干校借人。杨乃均参加的是波兰展览会。他记得这是波兰在华举办的第一届展览会，地点在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此时苏联专家刚刚来北京勘测兴建北京展览馆工程。 “文革”之前，俄语是这所大学最重要的专业之一，培养的俄语专业毕业生共有219人，另外，外贸系俄语班15个班还招了271人。中苏关系紧张后，俄语专业的“老大”地位开始逐渐被英语取代。“文革”中，中苏关系剑拔弩张，俄语专业甚至中断了一段时间。1969年11月，周恩来总理与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谈后，两国贸易开始缓慢发展，俄语人才又有了用武之地，但已与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时期无法相比。“文革”中期，学校复校后，又先后招收俄语专业12个班共115人。这样，两个时期不含专科，共培养了605名外贸俄语人才。 随着中苏关系的松动，两国互办展览会的传统又得以继续。20世纪80年代中期，杨乃均被中国贸促会借到莫斯科，任中国展览团翻译组组长。这是俄语出身的杨乃均第一次到苏联，也是他第一次出国，此时头上白发已清晰可见的他不由感慨万分：自己1954年毕业后即走上教学岗位。一年教两个班，一个俄语专业班，一个外贸班，教学任务忙得没时间出国；后来，中苏关系冷淡，也就没有了出国机会，相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出国变得越来越遥远……现在，自己第一次出国，却已人到中年！ 二、从俄语到多种语言 早期俄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不限于苏联，东欧国家如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的语言与俄语比较相近，保加利亚语甚至连字母的写法都与俄语一样（只是匈牙利语却是另一个语系，匈牙利人是蒙古人后裔，语言又有些像芬兰语），所以俄语专业毕业生的工作领域常常包括东欧一些国家，甚至因为意识形态相近的关系，他们的工作领域还辐射了蒙古、朝鲜等国。 杨乃均的同学孙以科当时是班里学得最好的学生之一，他1952年在波兰展览会上曾参与翻译邓小平副总理开幕词的俄文稿；1953年，他提前一年毕业去了罗马尼亚，并自学了罗马尼亚语；他还曾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参赞。他在外经贸部是出名的俄、罗语高级翻译，经常参加副总理级以上的高级别谈判。 另外，同学吕彦曾任中国驻朝鲜商务参赞。 俄语出身的杨乃均自己则学了多种语言。他说这也是工作的需要：“我学多种外语的最初原因是我当二系（小语种系）领导的需要。在突出政治的年代，系领导要对本系的教材、考题把政治关，这么多种语言，如果我不懂一点皮毛，就无法把关，因此不能不学。”本来是被迫学习其他外语，可是学着学着就上了瘾，不能自拔。为此，80年代中期，学校让他筹建研究生部时，他还舍不得离开二系，还想多学几种外语呢！杨乃均说他学多种外语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一种语言学得越高深，著作反而越不好出版，因此就被迫横向发展，多开辟新战场。 俄语出身的杨乃均深感掌握多种外语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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